其形成过程，往往是通过观察一系列自然与社会现象，参悟出个中所隐喻的哲思、理蕴。
在王阳明的伦理思想中，致就是推致的意思，即就此意念所着之物，推致知是知非的良知，使此事得其理，修身、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其次，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
王阳明将宋儒具有道统意味的天理人欲论内化为工夫修养的方法，对其进行了不同于朱熹的新解释，将客体维度的天理诠释为主体维度的纯乎天理之心，将涵养未发的超越体证转化为未发已发相统一的内在体证。格物致知是《大学》修养论的入门功夫，属于内圣之学。由此，他放弃了朱熹之学，转而在继承陆九渊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心即理的命题，把理与心直接等同起来。但是，最终还是落到致知上。但是王阳明也反对离了事物去着空地搞省察克治，而是主张应将内在的道德良知推行出来，也就是要通过外在的应事接物体现出内在的道德修养。
对于致知与格物的关系，王阳明认为格物就是格心，也即正心，致知格物之功的基本方法，就是省察克治。致良知是王阳明一生思想的结晶，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个字。实际上，人欲代表着私己的意念或意向，这种私己的意念若执着于声、色、货、利之上，就成了好货、好利、好色、好名之心，从而影响道德的纯洁性。
他认为良知虽然是纯乎天理的至善，但在人生实践中，又常常为私欲蒙蔽而不得彰显，因此需要致良知的修养功夫。致良知就是克去私欲对良知的障蔽，以复明吾心之天理。王阳明在实践朱熹格物之学的过程中，始终无法做到如朱熹所说的那样，达到物理与吾心合一的境界。在天理和人欲的问题上，王阳明认为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
良知与人的感性欲望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得益彰的，感性欲望需要良知的节制，而良知也要借助于人的感性生命活动才能展示自己的存在，最终成就自己。道德行为并非冥行妄作，而是出于对道德意识的自觉，道德意识本身即是一种思惟省察的自觉活动
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儒学文化时，坚持革故鼎新、择善而从，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不能不加分析地照套照用。（作者为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 来源：人民日报 进入专题： 儒家 儒学 。也就是说，世界上各种不同文明不会是同时产生、齐头并进、等量齐观的。中国的明末清初是指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的两百年间。
以儒学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为亚洲文明也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儒学文化与世界上其他传统文化一样，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等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不可避免会存在一些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的东西。这也是儒学能够长久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一个法宝。这一文化现象，不仅表现在欧洲人对中国物质产品的钦慕和追求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他们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学习和借鉴上。
但是，经济全球化也像其他事物一样，有利也有弊，是利弊共存的对立统一体。要消除和解决这些弊端与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社会今天创造和发展的各种智慧与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世界各种文明以往所积累和储存的一切智慧与力量。
儒学具有持久不衰的生机与活力，有着不断进步的发展前途，也是由它所具有的本质特性决定的。据有人不完全统计，从1687年至1773年的近百年中，来华的耶稣会士用拉丁文等写了252种与中国有关的著作。
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是有过的。文中认为，即使对孔子、孟子这样的圣贤和儒家学说创始人，如果发现他们思想中有疏失有错误，也应加以问难，以纠非而明是。在介绍和传播中学中，他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是：首先，将中国的历史文化典籍译成拉丁文等文本，在欧洲出版发行。不同文明之间之所以需要互相学习借鉴，是因为各种文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而且它们在发展中都是波浪式前进的。儒学产生以后的两千多年间，经历过多次大的自我更新与演进。正是由于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充分发挥了治国理政、开物成务的实践功能，才不仅成就了它对中国文明发展不断作出重大贡献，而且保证了它不断从社会实践中吸取养分，不断丰富和发展。
总之，儒学所具有的这些本质特性是十分宝贵的，是儒学的精髓所在。具体说来，一要采取有鉴别、有扬弃的继承态度。
在中国西汉时期，著名儒学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为汉武帝所采纳。无论东方文明、西方文明还是世界上其他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都不断地从正面启示或从反面警示人们，这一客观规律是不能违背的。
正是由于虚心向道家、墨家等学说学习，认真从中吸取思想营养，儒家思想才成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首屈一指的显学。因此，伏尔泰、魁奈曾被人称为欧洲的孔子。
所谓波浪式前进，就是说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进程，由于对客观条件的利用或时机把握上的差失和种种局限的制约，不是也不可能是直线前进、一帆风顺的。正是由于中国历代儒学学者、儒学工作者和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政治家，不断根据时代条件、历史使命和社会实践发展变化的需要，适时推动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才保证了儒学与不断前进的社会实践同在，与长流不息的文明之河共进。正如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在《东亚世界的形成》一文中所说的：东亚世界是以中国文明的发生和发展为基础而形成的，随着中国文明的开发，在那里形成以中国文明为核心而自我完成的文化圈。当它传播到东亚其他地区时，又能与当地的思想文化相融合，促进了东亚文化圈的形成。
这里，可以通过明末清初中国与欧洲思想文化交流的情况看一看儒学文化对世界文明进步所作出的贡献。他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
关于儒学和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蕴集的思想价值，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9月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上的讲话中作了重要概述。例如，他们相继译成拉丁文本的中国历史文化典籍有《书经》《诗经》《易经》《大学》《中庸》《论语》《老子》等。
后来又经过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儒释道三学并立与交融互鉴，演进为宋明时期的理学。承担这次中欧思想文化交流任务的主要力量，是双方特别是欧洲的宗教人士、商人、学者，还有一些官员、使节。
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东方文明是如此，西方文明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也都是如此。这些都体现了儒学开放包容的特性，以及由此具备的生生不息的发展活力。这一教训启示我们，儒学文化要走向繁荣，必须谦虚谨慎，坚持不懈地学习和借鉴别的国家、别的文明的有益东西，这才是正确的生存和发展之道。这是由儒学所具有的本质特性决定的。
实行这一方针的目的和实质，就是要把积极进取、致用为上的儒家学说确立为治国理政的主导思想。主张惟陈言之务去、弃旧而图新，反对蹈常袭故、陈陈相因，是中国历代儒学学者和儒学工作者为学与治世的共同追求。
这些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欧洲在经历一千年黑暗的中世纪以后，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终于摆脱衰乱和落后状态，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实现了欧洲文明的复兴。
当佛学传入中国后，儒学不仅与之共存，而且将其引为自己的借鉴取长对象。所谓经世致用，就是要坚持将儒学的道德要求和思想主张应用于个人的修养和国家、社会的治理，也就是儒学大家们坚持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实干兴邦。
